舞蹈创作需要提高文学性表达

【文学与其他艺术样式如何携手】

作者：张莉（上海市舞蹈家协会理事）

文学与舞蹈，作为由不同符号系统构成的艺术世界，其语言载体属性的差异形成各自不同的表达方式与审美特点。尽管两者在语言组织的内在逻辑和内容表现优势上有根本的不同，但都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都属于人类深刻的精神活动，这使它们在艺术之根脉上紧紧相连。

被视为“艺术之母”的较早发生的舞蹈，与其后产生的文字语言乃至文学，在“艺术之树”上既独成体系又交融共生，并且呈现出三种基本关系：

一是互补关系，如我国古代早期艺术，往往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形式。其中，“诗言其志，歌咏其声，舞动其容”，诗、乐、舞共同为文艺作品多层面触发情思发挥全方位的审美作用。

二是启发关系，主要存在于因舞蹈而产生的文学作品。如东汉辞赋家傅毅的《舞赋》：“于是蹑节鼓陈，舒意自广。游心无垠，远思长想。其始兴也，若俯若仰，若来若往。雍容惆怅，不可为象。其少进也，若翔若行，若竦若倾，兀动赴度，指顾应声，罗衣从风，长袖交横……”他以各种物象比喻生动地描写了丰富多彩的舞姿。作品文字之韵律与舞蹈之动律相呼应，不仅成为文学经典，也在当时尚未有影像录制技术的时代，成为舞蹈的另一种保存方式，留给后人无限的遐想。我们当下包括身韵、敦煌舞、汉唐舞、昆舞在内的中国古典舞各流派，就是根据戏曲、武术动作，结合古代文物、文学典籍中的记述而予以当代性重建或再创造的。

三是借鉴关系，体现为两者相互汲取营养的形态转化，实际上更加广泛地存在于舞蹈对文学的借鉴。文学虽然晚于舞蹈诞生，但文字语言作为一种更加精确有效的表意系统，反而取代舞蹈原初在情感和信息沟通中的地位，相应使文学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和深远的发展，成为创作和理论上具有普遍性的艺术形式，为其他艺术门类也为舞蹈创作提供滋养。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剧照 资料图片

在文学的海洋中扬起舞蹈的风帆

有大量的舞蹈编创，最初的灵感来源是文学形象，其中以文学故事改编的舞剧最为典型。

舞剧是舞蹈艺术的最高形式，是综合音乐、舞蹈、戏剧、美术等多种艺术因素的大型舞蹈样式，通常具备完整的故事情节、典型的人物形象、强烈的戏剧冲突。因此，舞剧的剧本创作与文学构思的关系尤为密切。体裁繁多、内容丰富的文学作品，包括神话、史诗、寓言、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成为舞剧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

以舞蹈为主要叙事方式的舞剧起源于意大利，形成于法国。自法国芭蕾大师让·乔治·诺维尔提出“哑剧芭蕾必须始终贯穿着情节”的理念，芭蕾得以从歌剧插舞表演中独立出来，逐步发展为剧情构思遵循戏剧原则的舞台戏剧形式。这一变革使当时的芭蕾从一种几何形式的编排和幕间插舞的娱乐，转而成为描绘生活和表现情感，并体现一定主题与思想的艺术形式。与此同时，诺维尔认为诗和神话传说是芭蕾创作可直接汲取的美丽题材，只需要添加些色彩和明暗对比即可成戏。此后的浪漫芭蕾、古典芭蕾大多循此法而作，如大众熟知的古典芭蕾舞剧《天鹅湖》《睡美人》，就分别改编自德国民间童话《天鹅池》和法国作家贝洛的《林中睡美人》。这些情节简单、带有寓言性质的童话，通常作为展现舞蹈形式美的背景存在。文学改编的传统也由此深入芭蕾创作史。

时至现代，当西方现实主义戏剧传统与现代艺术注重内心表现的理念相遇，舞剧也不再满足于对单纯童话世界的复刻，而是显现出对揭示复杂人物心理和展现广泛社会现实的关注，情节曲折、主题深邃的文学经典恰恰提供绝佳的素材。如1965年德国斯特加特芭蕾舞团约翰·克兰科根据普希金的诗体小说改编的芭蕾舞剧《奥涅金》，用三段精巧的双人舞，细腻深入地刻画主人公内心情思的变化。承继这一风格，1978年德国汉堡芭蕾舞团约翰·诺伊梅尔根据小仲马长篇小说改编的芭蕾舞剧《茶花女》，运用倒叙、回忆、戏中戏等叙事手法，成功实现由文学形象到舞蹈形象的转化，也是兼具情节性与抒情性的戏剧芭蕾佳作。此外，文学家莎士比亚的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奥赛罗》《仲夏夜之梦》《驯悍记》等也不断改编为各种舞剧版本。尽管交响芭蕾、现代芭蕾、当代芭蕾创作趋于淡化情节，但文学世界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及其蕴含的人文意涵仍是舞剧创新改编的重要来源。可以说，文学的融入不仅启发舞剧的创作灵感，也提升舞剧的表现范围和人文内涵，并促使舞剧更新编创理念，丰富肢体语言与表现手法。

舞剧《雷雨》剧照 资料图片

相较于外国悠久的舞剧历史，我国的舞剧创作起步晚，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借鉴西方经验并结合本土文化传统逐步发展而来的。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全国集中出现舞剧改编文学作品的现象。这一现象是新的社会背景下，觉醒的现代意识和真实的人情人性在文艺创作中的体现，促使创作主体纷纷在文学中寻找人文性——写人，写人的情感，抒发个体对生命的思考与感悟。在北京，1981年，《红楼梦》首次以舞蹈的形式搬上舞台，舞剧进行既忠于原著精神又适合舞蹈表现的改编。同年，中央芭蕾舞团编创芭蕾舞剧《祝福》，以芭蕾语汇为基础吸收民族民间舞蹈塑造“祥林嫂”的人物形象。1982年，原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创作中型舞剧《繁漪》。1987年，四川省歌舞剧团根据曹禺戏剧创演了《鸣凤之死》《原野》《日之思》。1988年，黑龙江大庆歌舞团的舞剧《红高粱》在跳跃的意象组接中传达出强烈的生命情感……

在当时被誉为“中国舞蹈半壁江山”的上海，更是在历史的契机中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在文学的海洋中扬起舞蹈的风帆，丰富着舞剧创作的文学版图。比如，1981年，上海歌剧院舞剧团将长篇小说《封神演义》改编成舞剧《凤鸣岐山》。这一年也是鲁迅先生诞辰百年，上海芭蕾舞团推出《魂》《伤逝》《阿Q》以示纪念。主创人员在《编创手记》中写道：“我们终于‘听见了’祥林嫂临死前发出三个惊心动魄的问题时的呐喊；‘体会到’涓生在回忆往事时悲愤地想再一次拥抱子君时的悔恨；‘看清了’阿Q在浑浊的生活中要争得做一个人的权利时的欲望，这一切都是这些人物内在的‘火’……我们不正是要拼命抓住这一团团‘火’，才能设计出人体的无数动作和姿态即舞蹈来吗？”若论对文学情有独钟且产生重要影响的编创者，当数从上海歌舞团走出的编导舒巧。她根据白先勇、李碧华、钟晓阳、三毛等作家作品，创作《玉卿嫂》《胭脂扣》《停车暂借问》《三毛》等舞剧。她认为舞剧创作应当面向人，面向当下的人。舒巧的舞剧具有很强的文学意识和文学品格，不满足于舞剧肤浅化地表现简单的故事，不满足于装饰性的舞蹈，而是在文学深邃的意涵中开掘舞剧题材的广度和表现的深度。

将文学改编成舞蹈、舞剧的着力点

同为艺术形态的文学和舞蹈，其作品都是由特定媒介形成的符号系统所构成的审美世界。由于符号本体属性不同，其审美构建中符号的组织结构、功能表达特征也有所不同，因此，系统转换中需要有所创造，以符合各自的艺术规律。由文学改编为舞蹈、舞剧主要涉及几个方面：

关于语言的转换。文字语言有较为明确的能指、所指关系，主要依据逻辑思维予以组织。而舞蹈肢体语言主要是直觉性动作语言，具有模糊、多义、虚拟的特性，并且高于生活动态的凝练性，往往在动态时空结构中产生动作的意义，构成象外之象。其说明性有限，表情性较强，这一点与诗有相似之处，在改编中应当着重发挥出诗意的一面。

关于情节的重构。单纯讲故事，尤其情节过于复杂的故事不为舞蹈所擅长，反而在抒情、造境方面更有发挥余地。舞蹈是呈现在舞台时空的动作叙事，在叙事特点上与文学在时间中依次展开有所区别。因而，应当对文学作品中的情节结构、人物关系进行相应调整，寻找适合舞蹈语言特点和舞台呈现方式的改编思路。

关于形象的塑造。文学与舞蹈都涉及艺术形象的塑造，差异在于舞蹈形象侧重于视听的感受，文学形象依赖于读者的想象力和理解力。直观与形象是舞蹈的优势，身心合一的肢体动作带来视觉感知的信息，有时会比文字语言更具冲击性和表现力，这就是肢体语言的魅力。舞蹈中典型形象的塑造就显得尤为重要，改编中需要在准确把握文学形象的基础上发挥想象，优选动机，精心编排。

江苏大剧院版舞剧《红楼梦》剧照 资料图片

关于视角的选择。创作终究是主体情思的表达，包含着创作者的艺术观，也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体现，视角的选择与创作者内在表达相契合。舞剧的文学改编要么忠于原著，较多体现原著内容、原著精神，要么是创造性的改编，更加强调改编者的主体视角和独特发现，自由度更高。仅对《红楼梦》的舞剧改编就有多种视角，有的取其局部侧面开掘，有的阅其全景高度浓缩，还有的借题发挥重在自我表达，并映射当代生活，阐发新的文本意义。艺术的独创性需要在文学改编中融入舞蹈编创的主体视角，这也是当下很多现代舞所采用的创作方式。

综合运用各种舞台手段发挥舞蹈叙事特点

如果说以上是对文学改编中舞蹈性的关注，那么反过来则要强调舞蹈、舞剧创作对文学性表达的重视。

在当下的舞蹈、舞剧创作中，由于舞蹈动作高度程式化，也由于对舞蹈性的片面理解，出现过度强调舞蹈形式风格与抒情特点而忽视文学内涵的现象。例如，一些由文学改编的舞剧，往往在简化版的故事框架中，填充风格化的动作，造成思想内容“幼稚”“肤浅”的弊病。舞蹈本以抒情见长，闻一多先生说过：“舞蹈是生命情调最直接、最实质、最热烈、最尖锐、最单纯而最充足的表现。”舞蹈界将舞蹈的本质特征概括为“长于抒情，拙于叙事”。从文学与舞蹈的基本差异来看，这个结论确有一定的道理。在情节上应该为舞蹈创作“减负”，避免用动作图解故事的思维。但简化情节不等于简化内涵，舞蹈创作的文学性表达，应当广泛存在于一切情节或非情节的舞蹈创作。

追溯艺术的本源，其存在的意义何在？文学不仅仅是讲述故事，舞蹈也不仅仅是愉悦身心，也是通过艺术审美化的方式保存生命的情感，围绕人的存在，表达对人性、命运、社会、生活的思考与感悟，也通过艺术理想化的方式点燃人们心中的光明，提供精神价值与终极关怀，使人们获得不断前行的生命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舞蹈创作对文学作品的借鉴，不能停留在复述故事的层面，舞蹈的抒情也不是表现一般意义上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必须在艺术本源中找到两者的相通之处，那就是渗透其中丰富的人文内涵和深刻的思想情感。

《光明日报》（2025年04月16日 14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