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度不高，却极为惨烈，志愿军的“存亡之战”竟然是它？

去年上映的电影《志愿军：存亡之战》，让铁原这个韩国小城在中国广为人知起来。七十多年前，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后期，在那里爆发了一场战斗，后被称为“铁原阻击战”。

相对于上甘岭、长津湖、松骨峰……在抗美援朝不胜枚举的知名战役、战斗中，铁原阻击战的受关注程度要少得多。很长时间以来，铁原阻击战只当作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的一次普通战斗,或轻描淡写,或一笔带过。

随着对抗美援朝战争史研究的深入,人们对这场阻击战的研究兴趣逐渐升温,它的战略意义也渐渐被世人所认识。电影中，铁原阻击战被视为关系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生死存亡的一场关键战斗。

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打了怎样的一场阻击战，才能被称为“存亡之战”？

志愿军部队突破临津江

礼拜攻势

铁原，位于朝鲜半岛中部，原是一座人口约两万人的小城。三条铁路在这里交会，南通当时的汉城，北达平壤，东接金刚山，是朝鲜半岛的一处重要铁路枢纽。而铁原以北，是朝鲜半岛为数不多的平原地带，也是重要粮食产区。

地处这样的战略要冲，小小铁原成了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必争之地。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勤物资大量在这里集结中转，美军进行了无数次的轰炸。即便真正的战斗都发生在铁原城南的山区，这座小城还是被炸成了一片废墟。时至今日，韩国铁原郡内也找不到一处完整的战争前的建筑。

1951年4月初，第四次战役鏖战正酣，铁原南部的山地还在炮火中炙烤时，铁原已经被志愿军司令部纳入了第五次战役的战略讨论之中。那次志愿军党委会的召开地，就在离铁原城不远的金化一座金矿矿洞中。

围绕铁原的讨论事关第五次战役的预设战场，几位志愿军总部司令员出现了少见的分歧。

副司令员洪学智在《抗美援朝战争回忆》中详细记录了几位志愿军将领的激烈争论。他的主张是“把敌人放到金化、铁原地区再打”“把敌人放进一些来，我们可以拦腰一截，容易解决问题。同时，刚入朝的部队可以以逸待劳，多一些准备时间。”

第一副司令邓华、参谋长解方、政治部主任杜平也一起发言，都认为洪学智的打法更好一些。韩先楚副司令员当时在前线，他的意见也和洪学智是一致的。

然而这与彭德怀决心往铁原、金化以南打的决心不符。

铁原、金化、平康三角地带是一片山地，往北一过此地则变成开阔的平原。彭德怀担心，缺乏重火力的志愿军一旦撤过这一带，将很难阻击美军的机械化兵团。他的另一个忧虑是，美军可能利用绝对的海空优势，再来一次仁川登陆。

意见久久不能统一，彭德怀发了脾气。

趁着中午休会吃饭，洪学智端着碗凑到彭德怀旁边，又见缝插针：“老总啊，我当参谋的有三次建议权，我已经向你提了两次建议，现在，我再向你提最后一次建议，最后由你决定。”再次陈述了把美国人放进来打的好处。

彭德怀听罢，放下筷子对着饭碗发怔，半晌才说道：“你的意见也有道理，我就是考虑战场狭窄，把敌人的坦克放进来不好办呀。”

第五次战役的作战计划还是按照彭德怀的设想制定并实施了，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的最大规模进攻。几年后，总结抗美援朝战争，谈到第五次战役时，彭德怀说：“洪学智的意见是正确的。”

其实，彭德怀当时的担忧的确猜中了对面“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阴谋。在回忆录中，麦克阿瑟道出了这样的盘算：“我将会用一种放射性的核废物来切断从满洲里到朝鲜的中国军队的主要补给线路……如果我被允许使用它们，那么我将在北朝鲜的上部实施一次登陆，同时配合空降部队……这很像仁川登陆，但是比那一次的规模要大很多。”

只不过，麦克阿瑟不只是暗地里筹划，甚至绕过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开叫嚷使用核武器、扩大朝鲜战争。结果在1951年4月11日被杜鲁门撤了职。

麦克阿瑟并不风光地走了，他的继任者李奇微，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最难缠的对手。

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来说，李奇微并不陌生。

几个月前，1950年12月26日，“圣诞节”后第二天，原美国陆军副参谋长马修·邦克·李奇微在凛冽寒风中抵达朝鲜战场，接替在第二次战役中翻车而死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

和戴墨镜、叼烟斗的麦克阿瑟一样，李奇微也很注重打造自己的标志性形象。他更倾向于“实战”：戴着一顶旧作训军帽，战斗服外套件马甲，胸前还挂着手雷。不过这显然不属于将军该携带的武器，作用大概只是装饰。

形象塑造显得有些刻意，但李奇微确实是位胆大心细、注重实战的战将。

刚到朝鲜的李奇微，就迎来了志愿军的当头一棒。1951年初志愿军发动第三次战役，势如破竹，一举攻占汉城。李奇微仓惶撤离他的指挥部时，亲手在办公桌上写下一行字：“第八集团军司令谨向中国军队总司令致敬！”把自己赶出大本营的彭德怀，当然值得李奇微致敬，不过这样的“留言”多少带着宣战的意味。因为他已经嗅出了志愿军的弱点。

李奇微发现：中国军队每次的攻势都只维持了7天，不是中国人不想乘胜追击，而是由于他们的后勤补给过于原始，数十万军队在运动作战中几乎无法得到有效补充，只能依靠发起前部队自行携带一周的粮食和弹药。一旦粮食和弹药消耗殆尽，攻势只能被迫停止。他称其为“礼拜攻势”。

李奇微很快将其发现应用于战场，调整战法，迅速开始组织美军反攻。志愿军为后勤软肋付出了巨大代价，而“联合国军”的代价更大——以每天伤亡900人才推进1.3公里的速度进攻了八十多天后，“联合国军”被迫在三八线附近停了下来，第四次战役结束。

这其实已经是“联合国军”与志愿军作战以来的最大成就，但李奇微不得不沮丧地承认：“主要目的在于俘虏和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缴获摧毁其武器装备。从这种意义上说，这次作战没有获得完全成功。”

与第四次战役仅仅相隔了一天，1951年4月22日晚17时，志愿军几千门火炮震碎了黄昏的宁静，无数颗炮弹将“联合国军”的前沿阵地打得粉碎，第五次战役开始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进攻力量为新入朝的第3兵团、第19兵团，以及在“长津湖战役”后进入休整后已恢复战力的第9兵团。3个突击集团像三把尖刀，全线突破了范弗里特的防线！铁原阻击战的主角63军，作为第19兵团的主力，也是这一时间正式亮相，登上了战场。

至4月29日，志愿军已向南突进了六七十公里，19兵团进逼汉城。美军在四次战役中得到的地盘，被志愿军仅仅7天的反攻夺回大半。

然而，7天也像一个魔咒，志愿军的攻势再次暂停于7天。

李奇微（左一）和范弗里特（左二）在朝鲜战场

磁性战术

63军入朝首战，就打出了第五次战役中最漂亮的一仗。

根据作战部署，中国人民志愿军19兵团担负西线攻击任务。63军作为主力，要以最快速度穿插到汉城以东。

战斗开始当晚，63军以夜色掩护，突破临津江。187师主力561团大胆穿插，切断了掩护美军逃往汉城的英国第29旅与美3师的联系。英29旅陷入包围，其侧翼的比利时营被打得七零八落，亏他们跑得快，没被全歼。

英29旅主力虽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逃脱，可是其格罗斯特营被187师死死地围在雪马里地区。这个营是英国最著名的几支功勋部队之一，由于曾在19世纪远征埃及立过奇功，被授予在军帽上佩带两颗军徽的殊荣，大号“英国皇家双徽营”。

激战三天，整个格罗斯特营4个步兵连、2个炮兵连、一个中型坦克连被志愿军全歼，营长被俘，1000余人只逃掉了39人。英国军队从此失去了这支功勋部队。63军一位叫刘光子的战士，一人抓了63名英军俘虏，创造了军史纪录。

英军俘虏们后来回忆，衣衫褴褛的中国士兵挥舞着手中的武器，兴奋地讲个不停，所有残余格罗斯特营士兵都举起手来。这些俘虏看到，志愿军部队的每个师都已经标出自己的渡口，“由骡子驮着大炮的部队不时超过步兵部队，飞驰过江。每个中国人看来都急于南进，投入战斗”。

总体上，志愿军的进攻还算顺利，但也有一丝异样被察觉到了。

据63军188师562团老战士贾文岐回忆，最大的变化是俘虏越来越难抓了，“突破临津江的时候，我们连抓了十几个俘虏。后来天天打仗却抓不到俘虏了。美国鬼子跟兔子一样，跑得非常快，一接触就跑。”

志愿军指战员经常嘲笑“联合国军”的阵地是“鸡蛋壳防线”，一捅就破，但真打起仗来都明白，美军绝不会如此不堪一击。而且，美军的撤退不像是溃败，他们每天的撤退距离像算准了一样，和志愿军的进攻距离几乎一致。志愿军的攻击刚停下来，美军的炮火、飞机轰炸就会铺天盖地而来……

美军的撤退实际上是李奇微创造的一种战法。

在发现了志愿军“礼拜攻势”、摸到了志愿军的后勤软肋之后，李奇微就设计出了这种战术，他称之为“磁性战术”。具体打法，就是根据中国军队只能维持7天的进攻周期，每天不超过20公里的进攻距离，美军依靠机械化行军，撤退30公里左右，不与志愿军正面接触。但依靠强大的火炮和空中优势，不间断持续反攻，不给中国军队补充给养的时间。待到中国军队消耗殆尽，便立即反扑。

同时实施的是目标直指志愿军后勤的“绞杀战”，美军将北纬38度至39度的区域列为主要的阻滞区域。阻滞区上的每一座桥梁、每一辆通过的火车、卡车都是他们攻击的目标。美军扔下的所有炸弹如果在阻滞区域平均分布，间隔甚至不到2米。

据主管后勤的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回忆，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后方供应的物资只有百分之六七十到前线，百分之三四十在途中被炸毁……

李奇微对他的“磁性战术”非常自负。在志愿军突破临津江的第二天，他就给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发电报，坚定地告诉他的这位继任者：“共产党军队越大规模的进攻，第八集团军在海空军支持下的破坏力也就更大，不要对第八集团军的胜利有一丝怀疑。”

志愿军第一周的攻势，也是第五次战役的第一阶段，歼敌总数23000人，但未能成建制地歼灭敌军1个团，离预定歼敌5个师的目标相差很大。彭德怀也发现了美军撤退的异样，美军的且战且退非常规律，难有大量歼灭的机会。于是，他调整部署，重点打击东线的韩军。

在志愿军的攻势下，韩军的第三军团远没有美军“扛揍”，撤退成了崩溃，一口气跑了一百三十多公里。气得李奇微撤销了这个军团的编制。

志愿军的前线攻势在不断推进，但随着战线的拉长，后勤补给的脆弱也愈发明显，一个巨大的危机悄然逼近。

这正是李奇微渴盼已久的机会。

1951年5月19日，李奇微从东京飞往朝鲜前线，召集了美第八集团军的高级指挥官，下达了攻击指令：5月20日，对志愿军部队实施全线反击。

在《李奇微回忆录》中，他记录了下达这个命令时的一个目标：“如果可以的话，比较理想的做法是我们可以威胁甚至是夺取铁三角地带。”

李奇微口中的“铁三角地带”，指的就是位于朝鲜半岛中部、南北地跨三八线的铁原、金化、平康三地。

一个月前，志愿军高层研究第五次战役时曾聚焦这里；现在，李奇微的眼睛也盯向了这里。

傅崇碧将军

临危受命

李奇微发动疯狂反扑的第二天，彭德怀就从种种迹象里察觉到了美军全线反击的非同以往。30年的战争经验，让他马上意识到志愿军将面临的空前危险。彭德怀向前线各部队下达了立即停止进攻，后撤至三八线附近的命令。

命令中，彭德怀特别叮嘱：“各兵团撤退时一定要留一个师至一个军的兵力监视和阻击美军，从撤退的位置起，要采取节节阻击的方式掩护主力撤退。”

饶是这样，志愿军的撤退和阻击，也没能阻挡住骤然而至的巨大危机。

第五次战役是志愿军发动的最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后半段“联合国军”的这次反击，规模同样是空前的。

漫长的战线上，“联合国军”全面开火。而且第一线攻击军队，除了一个韩国军团，已经全部是美军精锐部队。美第八集团军拿出了全部家底。

由于在前期进攻阶段中耗光了弹药和补给，加上对美军的反攻预估不足，志愿军在后撤中的阻击基本失效，美军几乎在每个区域都成功突破了志愿军的防线，几乎是在突然之间，志愿军各军被迫面临各自为战的绝境。

第五次战役最后的转移阶段，志愿军遭受了开战以来最大的挫折。

5月21日，“联合国军”发动反击一天后，西线美1军前锋就推进了80至100公里，远远超过了紧靠两条腿走路的志愿军的行军极限。很多部队付出了极大的伤亡才突出重围。其中，180师由于指挥失误、行动迟缓，成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成建制损失的最大部队。

美军取得的成绩让美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非常高兴，5月27日，他在前线发表声明：“我们的追击战术被证明是有效的，我们现在已经突破了大量的志愿军阵地……我们下一步的主攻方向，是铁原、金化一带。”

范弗里特，李奇微升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后钦点的美第八集团军继任者。美国媒体提到他，多有“性情温和”之类的形容词，但其指挥风格却是“温和”的反面。他是“火力制胜论”信徒，在朝鲜战争中创造了一个专有名词“范弗里特弹药量”——美军正常战役使用弹药上限的五到六倍。

这个词是美国国会指责范弗里特消耗弹药太多、浪费纳税人的钱而提出的，最著名的应用是在上甘岭战役期间，范弗里特称之为“摊牌行动”。实际上，美国国会议员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在“摊牌”之前，范弗里特就把他的弹药量用到了铁三角地带。

因为铁三角地带的战略位置容不得冒险，彭德怀没有把第五次战役的预设战场选在这里。李奇微和范弗里特把铁三角地带选作主要攻击目标，也是看中了其战略位置。

除此之外，当时的战场形势还让志愿军处于更大的危机之中。一旦突破了铁原，美军就可以利用其机械化优势，驰奔铁原以北平原地带，割断志愿军东西线联系，向着紧张撤退的志愿军侧翼乃至后方穿插……对志愿军的威胁不啻于又一次仁川登陆。

小小的铁原，这时牵动着抗美援朝战争的全局。

5月23日，志愿军19兵团的几份前线急电，让彭德怀越来越紧张。正在涟川执行阻击任务的65军，“付出整营、整连与阵地共存亡”“有的阵地，最后人、枪、阵地均失，整个建制损失掉”……战况惨烈，阵地在一点点被蚕食，阻击线岌岌可危。

时任志愿军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回忆第五次战役时这样写道：“65军的阻击是异常艰苦的……他们打得十分顽强。”在付出了巨大牺牲后，65军于5月28日撤出了阻击阵地。

65军四天四夜的坚守，让63军有时间在铁原之南建起了新的铜墙铁壁。

接到死守铁原命令的时候，63军刚刚从前线撤到铁原附近。突破临津江以来，63军已经连续作战一个多月，是19兵团战绩最好的主力军，也是遍体鳞伤的疲劳之师，兵力从入朝时的3.2万人，减员到了不足两万人。而相对于损失更大的另外两个军，63军这时已经是19兵团战力最强的生力军。

这个时候，63军必须顶上来了。

彭德怀甚至越级直接电令第63军军长傅崇碧，迅速在涟川、铁原之间组织防御，坚决阻止敌军进攻，“无志司兵团命令，不得放弃。”

随后，彭德怀将命令告知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而且进一步加重语气：“就算63军只剩一人，也要在铁原坚守15至20天！”

在整个抗美援朝期间，口气如此严峻的命令也极为罕见，可想而知，此时志愿军的形势已经危急到了极点。

在63军防御的对面，由范弗里特亲自指挥的4个师4.7万人，有各种火炮1300多门，坦克180余辆……也就是说，63军要把装备占明显优势，兵力多近一倍的敌人，阻止在自己面前。阻击的时间不是一天、两天，而是15天以上！

军长傅崇碧时年不足35岁，是志愿军中最年轻的军长。无法想象，年轻的军长在接到这个艰巨、严峻得近乎残酷的命令时是何感想。傅崇碧将军晚年著回忆录，行文简单精炼，极少情绪表达和语言修饰。翻看其中的铁原阻击战章节，接到命令之后就是排兵布阵，没有任何多余的环节。

志愿军19兵团副司令郑维山是63军的首任军长，很清楚自己的老部队将面临何等艰难的处境。63军上报的作战计划得到兵团司令部认可，郑维山还是补充了一句说:“傅崇碧他们没有提出什么困难呀！”

没提困难，不可能没有困难。兵团司令杨得志亲自打电话到63军军部，准备主动询问一下。结果傅崇碧早已经跑去前线阵地上部署防御了。

这位军长一贯以来都有身先士卒的习惯，在解放战争攻打石家庄期间，身为旅长的傅崇碧，亲自带领2个侦察连深入敌人腹地，活捉了国民党军的最高指挥官刘英。

杨得志的电话追到189师的阵地上，才接通了傅崇碧。问及有什么困难，傅崇碧笑了:“困难是一大堆呀！但是军领导研究过了，大家一致的意见是一条也不提。”

杨得志说：“你说一条也不提，可是提了一大堆。我们研究了，决定从兵团直属队里抽五百人给你们！”傅崇碧好一会没有讲话。

杨得志又说，“给你们五百人，尽可能多抽一些有战斗经验的老兵给你们。”

傅崇碧有些激动。他几乎是喊着:“我们马上把兵团的这个决定传达到每一个战士！请首长们放心吧，我们决不让范弗里特前进一步！”

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右一）在研究作战计划

陆地沼泽

1951年5月30日，63军各师进入阵地，这支部队历史上最惨烈的一仗，即将开始。

他们的阵地在涟川、铁原之间，东起古南山，西至临津江畔，御敌正面宽达25公里、纵深20公里。

在这片区域内偏西部，有一条铁路和一条公路通向铁原，铁路在东，公路在西。按照美军机械化军队的特点和一贯的作战习惯，傅崇碧判断，这里将是他们的主攻方向，所以把187师部署在西线，重点防守铁路、公路和涟川山口。同时，63军的军属炮兵和调配给傅崇碧指挥的65军一部，也都放在了西线。

189师部署在铁路以东，188师作为预备队。三个师摆成了“品”字形，列好了阵势。

6月1日，范弗里特的进攻开始了，上千门火炮轰响，地动山摇。

美军主攻方向最初的确选在了西线。187师面对的是美军中不可一世的第一骑兵师。

双方一交火，战斗便进入了白热化。

炮火洗礼下，187师寸土不让。一块阵地被攻占，马上反击夺回，一天之内反复多次。战斗最激烈的涟川山口，561团3营血战四天三夜，打退数倍于己的敌人10多次进攻，后被志愿军总部授予“守如泰山”称号。

在187师的阵地前屡屡碰壁后，美军凭借其火力和机械化优势，马上调转主攻方向。

189师遭遇的是更猛烈的炮火。范弗里特把西线受挫的恼火，变成了倾泻到志愿军阵地的弹药量。

这次的弹药量是不是达到了“范弗里特弹药量”的标准，不得而知。在行文极简的《傅崇碧回忆录》中，也少见地留下了大段描述：“铁原南面的山地原来森林茂盛，后来在敌机投下的凝固汽油弹中几乎烧光了。”“日夜听不到枪声，只听到炮弹和飞机投下的炸弹声。”“铁原以南的半面天空都变成了红色。”

美军恐怖的火力令人吃惊，但是步兵战斗开始之后，更加吃惊的是美国人。

亲历这次战斗的美军少校罗伯特形象地描述道：“我们仿佛陷入了一个无法发力的陆地沼泽，总觉得找不到要打的目标，却又发现目标到处都是。”

美军撞进了189师代师长、政委蔡长元发明的“怪阵”。

从军部领受任务的那一刻，蔡长元就知道189师面临的将是怎样的凶险之仗。

63军的兵力部署是“纵深梯次”“少摆兵多屯兵”。20公里的防御纵深上，是准备安排三条防御阵线的。而蔡长元把189师的全部兵力都放到了最前线，不设预备队，一上来就是以命相搏之势。

对于“少摆兵多屯兵”，189师倒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全师分成了两百余个单位，分别坚守两百余个阵地。阵地上兵力极少，部队主要隐蔽于阵地反斜面山脚的坑洞里。具体战术上，是多个战斗小组去前沿与敌进行纠缠，使其不能过早迫近主阵地，并在夜晚派出小部队袭扰敌人……

“蔡长元怪阵”的好处，是分散美军的炮火密度，拖延美军的攻势，每一个阵地都会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一个难拔的钉子。坏处同样明显：分散的阵地也分散了自己的力量，小阵地抵不住美军的强大火力和攻势，伤亡将极其惨重。

事实证明，189师的“钉子”战术行之有效。美军强大火力带来的优势被化解到了最小程度，美军不得不停下脚步，在近身战中一个一个地拔除眼前的“钉子”。

只要阵地上还有一个志愿军战士，美军就休想踏上阵地一步，不少连队都是成建制地牺牲。即便在付出惨重代价后拔除了一个“钉子”，也不意味着美军能够在那块阵地站住脚。

激战一日，美军暂时占领了种子山、五峰寺及以南阵地。当晚，189师566团在团长朱彪指挥下，夜袭种子山，全歼守敌，夺回了阵地。

再小的阵地也是反复易手，几经争夺，志愿军始终没有放弃。在针对每块阵地缓慢而痛苦的拉锯战中，美军进攻的锐气几乎被消磨殆尽。

6月4日凌晨，傅崇碧向189师发出了撤退的命令。在这个命令下达之前，189师一直坚守着阵地，未退一步，人在阵地在。有些阵地被攻占了，因为那里已经没有活着的志愿军战士。

当然，189师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惨烈的。

因为伤亡巨大，师、团机关人员、炊事员全部投入一线参加战斗，所有的营、连级单位均已不成建制，营缩编成连、连缩编成排，继续战斗……即便是这样，在傅崇碧电话询问战况时，蔡长元也没有要求援军，只说：“你们把二线阵地准备好。”189师拼命了，已经做好了全员牺牲的准备。

189师最后从战场上撤下来时，全师官兵仅能再编成一个团。数千名官兵，用血肉之躯把美军的疯狂战车挡在了阵地前。

铁原阻击战中，志愿军将士正在反击进犯的敌人。

血战高台山

1951年6月3日，涟川、铁原地区普降大雨，道路泥泞不堪。这场大雨短时间迟滞了“联合国军”的进攻速度，但63军阻击线承受的压力一分也没有减轻。

天刚蒙蒙亮，188师563团团长马兆民就被急召到军部，军长傅崇碧和参谋长杜瑜华直接给他指派了任务：563团立即开赴高台山一带建立工事，准备接替防御。

此时，傅崇碧的计划还是让563团归189师指挥。但是，在美军压倒性的火力优势面前，189师骨血被吞噬的速度还是超过了预料。

189师的搏命式打法，让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既痛心又担心。他担心傅崇碧像蔡长元一样杀红了眼，让整个63军去拼命。杨得志特意打电话给傅崇碧提醒：你们的任务是防御阻击，而不是固守某一阵地，应当允许部队有失有得，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关键是在总体上顶住敌人。要爱护战士，爱惜战士，尽可能地保存战斗力。

其实，63军几位军领导都不赞同189师整个师去拼命的打法，都是血火征战一路走来，太清楚189师会遭遇怎样的牺牲。特别是参谋长杜瑜华，本人正是上一任189师师长，很难接受自己的老部队可能在这一场仗中损失殆尽。但是，几个人也都明白，在这样的阵地，189师的打法对付火力强大、高速推进的美军最有效。

189师没给自己安排二线阵地，63军把军主力188师拿了出来，首先派出的563团，前身是抗日战争中大名鼎鼎的雁翎队，军第一主力团。放眼整个19兵团，563团也是当仁不让的第一团。

主力往往要去打最多、最难的仗，也就意味着更多的牺牲消耗。军主力188师在铁原阻击战中被作为预备队，就是因为前期损失比另外两个师都要大。563团团长马兆民在接受采访时，双眼含泪地说过一句话：“出国前，全团2800多人，上去时（铁原的高台山阵地），还有1600多人……”他的泪水更为了没有说出的后半句，从高台山阵地下来时，他们变成了一个还要小很多的数字。

在得到兵团“总体上顶住敌人”的指示后，63军改了打法，坚守防御变成了机动防御，一线部队且战且退。傅崇碧让189师提前撤了下来，也让刚刚抵达高台山阵地的563团提前与美军交上了火。

高台山就在189师的身后，是63军防御纵深中准备的第二道防线核心，也就是蔡长元所说的“二线阵地”。

高台山，朝鲜语的意思是“高大的山”。这座山海拔832米，其实很难算“高大”，不过确实是涟川、铁原地区的最高峰。563团的阻击阵地，以高台山为核心，包括了周围数座小山和高地，阵地间相互掩护。

此时，在铁原以北三八线上，站稳了阵脚的志愿军主力开始构筑防线。

范弗里特愈发焦躁起来。前段时间势如破竹的美军，在铁原面前却像撞上了一堵钢墙。范弗里特非常清楚，时间是此时战场上最重要的因素，如果美军无法在短时间内突破铁原，则志愿军主力和铁原的物资将全部撤走，拿下铁原实际上将变得毫无意义。

于是，范弗里特要求美军各部“务必要尽最大可能发起进攻”。

在6月5日63军提交的战斗报告上，有这样一段记录：“我563团八连控制233高地，敌在坦克十余辆、战斗机四架掩护下三面攻击，轮番七次，最后敌增到一个营，先后组织六次反击，敌虽发炮弹千发轰击，工事被毁，然战至十五时阵地终未失守。”

报告中提到的八连，连长叫郭恩志，早就是个豪气冲天的战斗英雄。久经战阵的他摸透美军的进攻套路：炮火覆盖然后再集团冲锋，近战美军不擅长。针对于此，他琢磨出了“三朵花”战术：等敌人冲到阵地前二三十米的时候，用迫击炮、手榴弹炸出“梅花”，机枪打出“串红”，然后以小分队反冲击，像“荷花”一样包围敌人。

“三朵花”这样形象而颇富浪漫色彩的名字，来自郭恩志战后的总结。只有他自己清楚，铺天盖地的炮火之后，敌人被放至近在眼前，志愿军战士们的反冲击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决绝。

就这样，攻击与反冲击，八连在233高地坚守了三天。直到6月6日，高台山西侧一座海拔600米的山峰被美军占领，直接威胁到处于其俯视角度下的八连阵地，马兆民才给八连下达了撤退的命令。此战，八连以伤亡16人的代价，毙伤美军八百余人，荣立集体一等功，郭恩志获“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八连的战绩和损失比几乎是一个奇迹。此战之后，损失16人的八连是563团最完整的一个连……

也是在6日，八连旁的阵地上，一连二排没有撤下来。

交战中的部队撤退，必须要有人断后掩护，不然就成了“兵败如山倒”。63军正在进行的铁原阻击战是如此，一连二排在阵地上最后的坚守也是如此。

一连二排很快陷入重围。563团团长马兆民曾经是一连连长，这个连的牺牲对他更是如割骨肉。他想去救，手里却早派不出救兵。他甚至想把团机关组成一个排，他当排长上前线，被师长、政委拦下——563团的阻击任务还没有完成。

天近傍晚，一连二排早已失去联络，阵地笼罩着滚滚浓烟。前几日要一直响到天黑的枪炮声却没有了。马兆民知道他失去了一连二排和那块阵地。

没想到，第二天，一营长报告，二排回来了三个人。通过他们的讲述，才有了63军记录的一连二排的最后几个小时：在副排长李秉群率领下，将敌放至20米处，冲锋枪、步枪一齐开火，连续打退了敌人两次进攻。敌人不甘心，又用炮火猛烈轰击，并且把坦克开到我阵地前行直瞄射击。8名战士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敌人越战越勇，直至弹药用尽，突围已不可能，纵身跳下了悬崖。

在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的回忆录里，清楚地记着这8位勇士的名字：李秉群、翟国灵、罗俊成、侯天佑、贺成玉、崔学才、张秋昌、孟庆修。

5位勇士当场牺牲了，但翟国灵、侯天佑、罗俊成幸运地被悬崖上的树枝挂住，活了下来。3人相互扶持着，在夜幕下向北爬行，最终被志愿军派出的搜寻队伍找到。

一连二排被授予“特功排”称号。

作家魏巍（左三）和郭恩志（左四）、刘光子（左一）等战斗英雄合影。郭恩志是魏巍的小说《东方》中郭祥的原型。

冰激凌山

63军采取的机动防御，实际上是用空间换时间。63军的任务是在铁原以南阻击十至十五天，为志愿军主力转移赢得时间，为身后志愿军整体防御阵线的构建赢得时间。20公里的防御纵深是他们能够交换的筹码。为了让这些筹码能够换回足够的时间，他们只能加上自己的骨血。

563团在高台山一线坚守到6月9日。撤出阵地时，全团1600人，仅剩247人。像563团1连2排这样悲壮的英雄事迹，在铁原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上演。

面对美军毫无节制的恐怖火力，无数的志愿军战士在几乎无穷无尽的拼杀中战斗、牺牲，随着阵地上最后一个战士拉响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

尽管63军付出了重大代价，但由于双方实力差距过于悬殊，仍然无法彻底挡住美军，两军的阵线始终在节节向北推进，防御纵深一点点被蚕食着。

6月9日，美军已经沿着公路接近了铁原近郊。公路旁，除了内外加山以外几乎全是一片平原，根本无险可守。负责防守这片区域的188师564团把最能打的5连派往内外加山，成为志愿军在铁原城外的最后一道防线。

内外加山标高仅仅200多米，只是一个平原上的小山丘，其山体占地面积也不大，只能展开一个连的力量。这样的人员和地势，想要挡住美军的进攻是不可能的。在这里的防守，能做的仍然只是迟滞。

内外加山倒是有一个“地利”，山的北部，静静躺着一座水库。只要炸开这个水库，用水淹没内外加山周围的平原，至少能挡住美军的机械化部队一两天。不过，一旦水库炸开，内外加山上的5连也会被水围住，既得不到支援，也没有退路。

6月10日一早，美军第1军的先锋已经来到了内外加山眼前，十几辆坦克掩护着步兵开始发动冲锋。

就在这时，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奔腾的水流从水库直扑而下，在一瞬间覆盖了内外加山四周的平原。措手不及的美军坦克顿时“泡了汤”，进攻就此搁置。

没过多久，愤怒的美军飞机和火炮打了回来。几轮轰炸和攻击后，美军的轰炸机开始向内外加山阵地投掷重磅炸弹和凝固汽油弹，整个内外加山笼罩在一片火光之中。

美国空军的作战日志有这样的记载：“6月10日，空军出动飞机707架次，向铁三角地区集中投下200枚500磅破片弹和凝固汽油弹，火焰覆盖了目标物。”

这场报复性的轰炸是如此的猛烈，以至于在几十年之后，这片附近的居民们都已经忘记了“内外加山”这个名字，他们都把这座山称为“冰激凌山”。因为在这一天，这座山被恐怖的火力轰炸之下，整座山看上去就如同冰激凌融化一般。

在疯狂地火力覆盖之后，美军步兵向内外加山发起了不计代价的进攻。

在最开始，564团还能和5连通过电话联络，实时掌握和指挥内外加山的战况。

志愿军第63军军史中有着这样的记载：“战至下午，内外加山上的工事已全部被敌摧毁，我第一排的子弹、手榴弹也打光了，战士们在排长的指挥下用从敌人尸体上搜集来的枪支弹药，又打退敌人一次进攻……”

10日下午两点左右，借着美军的攻击间歇，5连向团部报告：敌人已经反扑五六次了，都被打退了。团长还在叮嘱，一定要顶到天黑，天黑后美军就会收缩防御。

这次通话成了内外加山阵地的绝响。电话线最终被炸断了，5连与团部彻底失去了联系。70多位战士，在这座孤山上，又让美军停滞了一天——铁原阻击战最后的一天。

这一天，63军可以说是极为凶险，傅崇碧左支右绌，应付着不断出现的危机。

187师和188师都已经推到了最后的防线，部队伤亡极其惨重。这时候又忽然得到侦察报告，在铁原城东部发现美军活动。

不知从何处绕到身后的这支美军，傅崇碧已经没有完整的团级兵力可派。军后备队188师这时只能抽出一个营，189师仅剩人员缩编后的团也派了过去。幸而，出现在铁原东部的还只是美军小股部队。

这一天的晚上，已经是强弩之末的63军，终于得到了彭德怀的命令：“铁原的物资和伤员基本运完，3兵团已经转移出来，你军的任务已经完成，现由二梯队40军接替你军。”

当晚，63军全体撤离铁原阻击阵地。

6月11日，当美军兴奋地占领铁原时，才发现这里已经成了一片空空荡荡的废墟。而铁原城北部，是志愿军刚刚建立完成的阻击阵地，得到喘息之机的志愿军主力已经严阵以待。

志愿军最大的危机，过去了。

6月11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下令：全军就地转入防御。李奇微在他的回忆录中如此描述第五次战役的结局：“（志愿军）再次用空间换取了时间，并在大批部队和补给安然无恙的情况下成功撤离。”

从接受命令到撤离阵地，63军一共在铁原地区浴血奋战了12天。

《抗美援朝战争史》这样评价铁原阻击战：在历时12昼夜的防御作战中，第63军在涟川、铁原地区25公里的防御正面和20余公里的防御纵深地域，克服种种困难，顽强抗击美军4个师的轮番进攻，共歼敌1.5万余人，有力打击了美军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敌军抢占铁原、摧毁志愿军后方基地和交通线，割裂志愿军和人民军防线的企图，为稳定战场局势做出了重大贡献。

傅崇碧将军晚年著回忆录，总结铁原阻击战用了四个“最”：63军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最激烈、最残酷的一场战斗。

铁原阻击战前，志愿军63军战士阵前宣誓

来源：北京日报纪事微信公众号

记者：董少东